人吃人，有时候是文学作品里的事情，如梁山好汉将仇敌开膛剜心，炒吃了特定器官。还有，人以同类为食也是上古遗留下的习惯，因此，非洲一些部落还存有吃人的风俗。想到后面这一点，也许让人的心情放松一些。
如果试图将中国历史上人以同类为食事件与集体吃喝联系起来，那么，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被人们认为是伟大帝王的汉武帝。在他长达54年的执政时期里(公元前141至公元前87年)，不幸的“人相食”事件分别发生在他登上帝位的第三年与第二十七年。他发布“大酺五日”诏书有三次，分别是他在位的第八年、第十五年、第三十八年。“人相食”灾难与“大酺五日”政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，现在尚不能考证清楚。倒是有一点可以知道：放纵百姓大吃大喝五天的政策实行与国家的喜庆有关，例如元朔三年(公元前126年)的那次“大酺五日”是因为国家暂停已进行了5年的“发巴蜀治南夷道”即开发大西南的浩大工程，以及朔方城建筑工程正式完工。
“大酺”政策是人事，可由最高统治者的好恶来决定，但是“人相食”诱因却是天道，超乎人的意志。汉武帝时期的第一次“人相食”事件是由黄河决口引起来的，那是建元三年(公元前138年)的春天，那个季节里人民的储粮是一年里的最低时期，也就是常说的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结果是“大饥”。“大饥”的结果是“人相食”。现在来设想当时的境况：国家不是没有足够的粮食救济黄河决口受灾的平原地区的人民，因为“文景之治”留下了“太仓之粟充溢露积于外”的储备。估计是刘彻不愿意动用国家储备而弃灾民于不顾，最保守地说，可能是运输条件的限制，粮食没法送达。
24年后(元鼎三年，公元前114年)，另一次“人相食”事件是由雹灾引发的。雹灾导致“关东郡国十余饥”。但是，雹灾只能打烂庄稼(时为夏四月)而不可能把百姓家的存粮全打烂而不能吃了，由此可见百姓存粮普遍较少。百姓粮少是由于农业劳力被抽走而致收成不足的缘故，被抽走的劳力被迫参加武帝对外战争以及国家工程的建设。还有，雹灾不会影响交通运输，从首都长安也可以往较近的关东地区通过陆路和水路运送粮食，由此可见刘彻仍然是不愿救助受灾的百姓。这样的君主有什么伟大的呢?!
汉武帝当时若是面对“为何不救灾民”的质问，他会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，尤其是对第二次“人相食”事件。那能怨我刘彻吗?那是老天爷不干好事儿!在两次恶性事件中间，我不是还好搞过两次“大脯五日”的惠民政策嘛!在救助百姓方面，汉武帝远不如后来夺了他汉刘政权的王莽，对于发生在新朝地皇三年(公元22年)夏天蝗灾导致的大饥荒，王莽下诏打开官仓赈济灾民。就是这样，涌到首都附近的灾民死亡比例还是“十之七八”，并发生了人相食的事件。
在吃喝政治学层面上，王莽确实是一位比刘彻好得多的君主。如果刘彻“伟大”的原因成立，那么，王莽则是“至伟大”了!从刘彻到王莽乃至后来的中兴之主刘秀，统统身处极度迷信的时代。按学术话语来说，经学神学(也可叫做“神学经学”)高度发达，预言未来、推卜起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。王莽请这方面的专家看过相，专家当着他的面没说全结果，而是跑到外面传言，说是莽面相不吉，“能食人，亦当为人所食”。王莽得到反馈后，杀了这个专家。但是，这个或可称做“王莽之谶”的不幸预言却落在了百姓头上。到刘秀开启汉刘第二帝国后，“王莽之谶”还像个魔咒似的缠着汉刘政治。虽然不是屡屡发生，但悲惨之状甚于前朝。也正是不经常发生，其不可预测性以及里面的宿命因素让人感到恐惧，感到无奈。刘秀称帝初期，建武二年(公元26年)，赤眉军二进长安，“三辅大饥，人相食，城廓皆空，白骨蔽野”。刘秀创建的王朝天命将终之际，出现了三次“人相食”的高峰：
第一次，董卓驱赶数百万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百姓往长安走，路上食品极度匮乏，活人吃死人以果胜腹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;第二次，董卓死后，他的部将在长安一带混战，导致粮价飞涨数千倍，买不起或买不到粮食的人们开始吃同类，“人相食啖，白骨委积，臭秽盈路”;第三次，汉献帝从长安还都洛阳，长安原住户怕被强迫迁徙，壮者逃散，留下较弱的那些人再竞争，结果是把最弱的那一部分吃掉了，“二三年间，关中无复人迹”。
“人相食”的历史并没因为汉刘第二帝国的彻底消失而湮灭，它随着历史之河的流淌顽强地往下发展。本书作者无意写一部《中国人互食史》，因为它太惨烈，叙述就此打住，更多史料由读者自己去搜集吧!
